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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婦醫院離奇墜亡,悲劇何以不再重演?


           

              最近幾天,無論是網絡上下,都在為榆林第一醫院綏德院區產婦墜亡的事情爭論不休。死者為大,畢竟是發生了這樣一起“一尸兩命”的人間悲劇,這里首先向逝者及其家屬表示哀悼。后面的論述如有不可避免的冒犯之處,還請原諒。
          本文認為,現在討論這件事的時機是比較合適的。討論這件事也是有價值的,如果考慮以病患者的自己決定權為核心構建醫患關系,能夠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更好的防范此類悲劇再次發生。

          一、現在討論這件事的時機是否恰當?

              在各種言論甚囂塵上之際,有觀點認為當下有些證據不明,不宜對此事展開討論。本人認為可以討論,而且現在討論的時機并不差。主要理由是:
              第一,實際上,無論你說或者不說,怎么說,以及說什么,都是公民言論自由的體現,這是一項憲法權利,除非你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例如,不能隨意指責死者的丈夫、公公婆婆等人品如何,動機如何,是不是為了拿到賠償金而有意不讓大夫施行剖宮產手術。這些目前都查無實據。
              第二,討論該墜亡事件,還是要言之有據,特別是奠基于事實基礎之上。如果查無實據,應當標明自己的觀點是建立在哪些推論基礎之上。基于自己隨意捏造或者想象的事件發展過程發表觀點,不僅扭曲了事實,而且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可能構成侵權行為,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第三,“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期待等到所有案件事實都查清楚再討論,可能不同程度的喪失討論問題的契機。任何討論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目的指引。目前該起墜亡事件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意在引起有關方面特別是高層的重視,投入更多力量查清事實,并使自己一方的訴求得到實現。從目前全民關注,國家衛計委也要求徹查此事來看,這個目的或多或少已經達到了。對于網友發言或者評論而言,也意味著自己的見解得到認可。否則,如果推遲到案件事實查清楚,可能是判決已經作出或者雙方達成調解,要知道調解協議有可能是保密的。即便是判決公開,在法院已經公開判決的情況下,也難以通過爭論使審理該案的法官接受己方的觀點。
              第四,案件可以簡單分為好辦案件和難辦案件,至少案件事實不清的情形比較難辦。例如,該墜亡事件中產婦、產婦的丈夫、醫院產科大夫等就施行剖宮產還是順產問題是如何溝通的,在產婦疼痛難忍之際,有無改變此前的分娩方案,以及是如何從五樓待產室墜亡的,等等,目前還缺乏權威的證據。這些或許能夠查清,也有可能查不清,由此該墜亡事件就類似于日本導演黑澤明拍攝的電影《羅生門》的劇情,法官需要辨別真偽、去偽存真、甚至需要在真偽不明時通過權衡進行取舍,作出裁判。這同樣是“驚險的一躍”。

          二、為什么要討論各方在產婦墜亡事件中的責任?

              討論各方在發生墜亡事件中的責任,應當是不言自明的,但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
              第一,前面提到,這畢竟是一起“一尸兩命”的人命案,人命關天,而且發生在醫院的產科。以前本山大哥的小品里說的是“產房傳喜訊,生了(升了)”,現在孩子沒見到,孩他娘也沒了,讓人怎么想?!所以,盡管公安機關宣布產婦排除他殺,但咱們中國人自殺通常是死給他人看的,而不是自我價值的實現。產婦在自殺之前經歷了怎么樣一個心路歷程,有關各方有無認識到,有沒有能力和義務及時介入阻斷這一過程,還是相反,推波助瀾,使事態惡化,這都是需要考慮的。
              第二,無論是要否承擔責任,還是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道義責任,或者民事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以及刑事法律責任),只要是責任,都是一種不利后果,都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根據墜亡產婦的親屬的說法,榆林第一醫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理由是:首先,人是在醫院死的;其次,醫院的大夫還極力勸說她和他們不要放棄順產,盡管這一點還存疑;再次,醫院方面有無偽造有關證據,或者虛構某些情節,例如視頻里產婦到底是跪下來哀求施行剖宮產還是疼的有些受不了坐在地上但仍然堅持要自己將孩子生下來?
              根據醫院方面提供的材料和說法,產婦和其家屬應當自己承擔不利后果,理由是:首先,產婦是自己跳下去的,醫院也不希望如此;其次,產某跳樓的時候,產科的護士們忙得團團轉,無暇顧及;再次,產婦意識還是清醒的,跳樓是自己的選擇,當然,這一點還存疑;又次,產婦跳樓后醫院及時進行了搶救,因為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又次,產科大夫未收到產婦和其丈夫的施行剖宮產的請求,而且產婦丈夫在多份文書上表明了順產分娩的意思,拒絕施行剖宮產。
              如果上述產婦家屬一方所言屬實,榆林第一醫院可能要承擔民事責任,主要是經濟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可能要承擔行政責任,資質受影響,名譽受損,內部要整頓,相關領導、大夫、護士的職位、職稱、工資、獎金等都可能受影響;如果還有可能承擔刑事責任,構成醫療責任事故罪,有人要去坐牢,工作也難以保全。反過來,如果醫院方面所言屬實,工作無過失,產婦對自己的墜亡自我答責,產婦丈夫等將得不到賠償,人財兩空。
              第三,厘清各方責任,有助于解決該墜亡事件,并避免今后發生類似悲劇。眾所周知,近年來已經發生多起因突發情況致產婦死傷的事件。基于人的本能,我們總是希望發生悲劇的不是自己,但總是有人難逃厄運,自此生死兩茫茫。盡管這是小概率事件,但只要認真厘清各方責任,完善各種規章制度,積極的去預防而不是在悲劇發生后較為消極的應對,至少能夠做到少發生,并接近不發生類似的人間悲劇。

          三、患者的自己決定權及其保障

              基于對人格尊嚴的尊重和人的權利的最大保護的考慮,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都會做出利益最大化的判斷,只要其具有辨認控制能力。因此,在患者要否就醫以及施行何種治療方案,患者本人具有最大決定權,也具有最終決定權。即便這種選擇在旁人看來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比較蠢的。例如,對于一個腿部重傷如果不及時截肢將危及生命的患者,他自己有權決定是否施行截肢手術,如果他拒絕了,并因此而喪命,他應當為自己這個決定負責,其他人不承擔責任。
          但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任一原則之外總有許多例外。
              第一,如果不是具有完全辨認控制能力,意識清醒的人,而是不諳世事的孩子、精神錯亂的精神病患者、老眼昏花的耄耋老人或者其他意識不清醒、智力程度低下的人,其自己決定權就會大打折扣,需要有人作為監護人或者被委托人代為作出判斷。例如,本次墜亡事件中產婦等待分娩時的意識是否清醒,有無辨認控制能力?存在疑問。
              第二,要考慮監護人或者被委托人作出的決定,能否最大化接近被監護人或者委托人的真實意愿,從效果看是否實現其利益最大化。例如,本次墜亡事件中,產婦是要求施行剖宮產還是要求順產?如果產婦意識不清醒,醫生向產婦的丈夫征求施行剖宮產,而產婦丈夫當時的決定是因循產婦的決定,還是與之不同,堅持自己的決定?這一決定對產婦是否有可能做到利益最大化?存在疑問。
              第三,如果病人所處的某種狀況是由他人或者機構的行為造成的,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將進一步惡化,存在導致重傷甚至生命危險,該他人或者機構具有有效改善其不利狀況的能力,即便病人拒絕提供救助,該他人或者機構也可以違反病人意愿,實施有效的救助。反之,應當違反病人的決定提供救助但不提供救助,導致發生嚴重危害后果的,應當承擔責任。例如,本次墜亡事件中,產婦在分娩中心期間,如果存在遵從醫生施行順產術的建議導致身體狀況惡化,而其自身對疼痛的耐受力又比較低,如果不施行剖宮產手術將導致無法逾越的精神痛苦和心理痛苦,這時候醫生有義務在其能力范圍內履行觀察義務,并與患者進行溝通,征求是否調整分娩方案等。如果沒有盡到該義務,可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四、結論

              榆林產婦墜亡案是在當前醫患矛盾緊張的背景下發生的,這是一場人間悲劇,它不是第一起,恐怕也不是最后一起,辦法應該比問題多,如果還沒有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我們努力的程度不夠。
              我認為,要避免類似的人間悲劇,應當考慮如何保障患者的自己決定權,并考慮能否以此為核心構建醫患關系。一方面醫院方面不能總是以國情特殊、病患人滿為患、醫療資源緊張等為借口,對患者冷臉相對,使出“拖字訣”,寄望于讓患者承擔全部或者主要責任。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醫院是人民醫院,病患是慕名紛至沓來,為醫院和醫生提供了救死扶傷的契機和滾滾財源,不能拒之門外,不能看人下飯,不能見死不救,更不能把人往火坑里推。
              另一方面,患者和家屬方面也不要道聽途說,對醫生護士先入為主,心存芥蒂,甚至在發生不幸事件后,情緒戰勝了理智,走上“醫鬧”甚至不惜以身試法的不歸之路。通過訴訟或者調解途徑,解決爭議問題,追究有過失的醫院和醫生護士相應的責任,告慰逝者在天之靈,撫慰家屬報復感情,勉勵生者繼續前行,才是正途。
          行勝于言。這些工作值得我們去努力。
           

          【作者簡介】溫登平,山東安丘人,清華大學法學博士,濟南大學政法學院講師,眾成清泰(濟南)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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